桑明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

第111期

作者简介

桑明旭，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马哲学史学会马恩哲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江苏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江苏省紫金文化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政治哲学研究。

摘 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一个重大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条清晰主线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与展开。沿着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的谱系和脉络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探索史可以发现，“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走向，始终以公共性为基本定向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欧式现代化道路、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也是其“新”之本质规定性。新道路必然开辟新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是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则是谱写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纲领性文献。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反对单一主体性和同质化的抽象整体性，倡导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这一主张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内在统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融合的背景下，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意义，还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与奋斗的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具有基础性意义，如果说百年党史的一个重大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则是百年党史的一条清晰主线。这条主线围绕主题展开，并决定主题的成效，是百年党史的逻辑中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的谱系和脉络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探索史，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公共性发展道路，这条公共性发展道路的哲学表达即是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则是系统谱写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纲领性文献。在当前，深刻认识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及其哲学内涵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一、从主体性到公共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走向

从逻辑上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开创的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这条道路与其他相关现代化道路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不仅仅体现在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事实上，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的特色进而展现出相应之“新”，因而，我们必须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这一重大问题置于习近平总书记所描绘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理论语境中去理解把握。毫无疑问，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现代化道路的类型与文明形态的类型是直接关联的，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塑造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之前，西欧式现代化道路（又曰经典现代化道路）和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最为广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是在与这两条主要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必须承认，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围绕上述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开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等理论范式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了学术焦点。但同时也要看到，学界在系统梳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其他现代化道路的林林总总的差异与区别的同时，却没有对其中本质性的一度给予充分说明与细致凝练。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寄托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穿透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象，以概念的方式凝练与表征这条道路，我们认为，始终以“公共性”为基本定向是其与西欧式现代化道路、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也是其“新”之本质规定性。

西欧式现代化道路遵循单一主体性逻辑，当然，这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资本逻辑形成的两大基本前提即“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都现实地指向具有形式自由（如交换自由）的现代主体的诞生，呼唤着与之相应的主体性观念。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在资本编织的“普遍有用性体系”中，除了生产和交换，“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对于某一资本来说，一切都是其价值增殖的条件与客体，唯有自身才是主体。因此，在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化进程中，单一主体性逻辑是清晰的线索与根本的原则。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辩证指出的那样，遵循单一主体性逻辑的西欧式现代化道路在创造巨大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必然将会导致各种严重的危机，如人与人的全面异化、人与生态的全面冲突、民族国家的全面对立，等等。与西欧式现代化道路不同，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彻底取消了单一主体性逻辑的现实基础，并诉诸强大的国家权力有计划地推行高度集体化、高度工业化、高度规模化的现代化模式。应当说，作为西欧式现代化道路的代替方案，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在历史上曾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它走向了与单一主体性逻辑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主体性完全缺场的绝对意义上的抽象整体主义，也造成了诸如个体性在整体性中消亡、生活逻辑在工业逻辑中迷失、腐败问题在权力逻辑中泛滥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终导致这条现代化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戛然退场。西欧式现代化道路和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及其困境表明，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论是遵循以资本为原则的单一主体性逻辑还是遵循以绝对权力为原则的无差别的抽象整体性逻辑，都无法有效解决人类生存发展所面对的一系列难题。这进而表明，探索一条超越西欧模式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新道路，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毋庸讳言，这一重大课题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不懈探索给出了答案，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或现代化的公共性发展道路。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百年党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不难发现，对西欧和苏联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拓展、优化，始终贯穿于这四个阶段的全过程，并清晰地呈现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基本走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前提，没有前者的胜利，也就谈不上后者的开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本身就经历了一个“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表现为革命指导思想从“进化论”转换为“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各种救国方案、革命方案的理论本质来看，虽然它们在诉诸的阶级力量和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总体上对“进化论”都是信奉的、推崇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变法图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救亡图存口号都明显带有“进化论”的痕迹，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样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观念，“进化论”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表征，是西欧式现代化道路的产物，单一主体性逻辑是其基本内核。倡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似是为人的主体性辩护，实则服务于资本主体性的对外输出。历史证明，遵循单一主体性逻辑的“进化论”是无法为中国革命提供可行方案的，依照该理论，在当时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的中国只能长期遭受“弱肉强食”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世人赤裸展示了“进化论”的游戏规则及其后果，战后的巴黎和会则向国人宣告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救国方案的破产。在诸多仁人志士遭遇价值观破灭的彷徨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送来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革命方案。这种新革命方案不再奉“进化论”及其单一主体性逻辑为圭臬，而是致力于实现人类的共同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一条公共性的革命道路，一条追求“庶民胜利”的革命道路，受此公共性革命精神的影响，李大钊呼喊道：“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指导思想的公共性转向为前提的，在具体革命进程中始终坚持公共性的革命路线方针，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追求公共性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主题。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通过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次变革具有深刻的公共性实质，它通过所有制层面的变私为公，改变了封建剥削压迫制度下“公的道路就是官家所有的道路，或是皇帝所有的道路”的现状，使得古代思想家的公共性倡议真正具备了生产方式基础。自此，公共性道路不再是皇家之路、官家之路，而是群众之路、人民之路，人民真正掌握了生产资料，成为国家的主人和公共性的现实主体。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生产方式基础，那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扬帆起航的时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突破了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掣肘，日益彰显出自身的新特点。这一新特点典型地呈现为中国现代化追求的是充分发挥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公共性，换言之，中国的公共性发展道路不是以牺牲个体主体性为条件的，个体主体性发展构成公共性发展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自觉认识到公共性与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不再追求主体性缺席的无差异、同质化的整体性，而是高度重视现实个体的主体性发展，并以现实个体的主体性发展推动共同体公共性的提升，是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出的一项重要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追求公共性更是成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最突出的主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举措，诸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旨在促进个体主体性发展的同时，构筑更加公正和谐的主体间关系，不断提升共同体公共性水平。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而非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是广大群众的现代化而非少数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资本、权力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而不是西欧式现代化道路中的资本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公共性是人民群众的公共性，而不是苏联式现代化道路中缺乏个体主体性支撑的抽象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以公共性为基本定向的根本原因。

二、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时代本质属性与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与准确表征。如果说百年党史最重要一个主题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那么最重要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公共性发展道路，对其进行哲学概括所形成的理论则是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哲学探索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则是系统书写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把握。

首先，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是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的逻辑。在人类思想史上，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在当代西方理论界，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依然围绕该问题争论不休。西欧式现代化道路的困境、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失败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充分证明，个体发展与共同体发展不仅不必然冲突，而且还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一方面，“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如果只注重个体发展，忽视共同体发展，那么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对立，最后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果只注重共同体发展，忽视个体发展，那么最终这个共同体也必然会走向僵化、衰败。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既反对个体主体性的膨胀与扩张，也反对以同质化的整体性来取消差异化的主体性，它倡导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作出了系统诠释，对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基本要义进行了深刻注解。

其次，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的出场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4]。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立足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与趋势，在实践中不断砥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形态。据此，我们在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时，既不能简答地将其看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也不能抽象地将其视为唯物史观原有理论形态在中国大地的具体展开，与之相反，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公共性发展道路的一系列创新实践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和推进，为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当代出场提供了现实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理论来源于实践，立足实践阐释各种理论观念的形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正如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头脑中主观构造出的抽象形而上学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的科学概括一样，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在“七一”讲话中隆重出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拓出的公共性发展道路而高屋建瓴地概括提炼出来的。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具体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某些“本本”出发，构成我们认识和把握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基础方法论原则。

再次，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内在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推动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在当代出场，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然，对于这一结论，有人也许会提出如下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文本中，“公共性”一直是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的，“公共性”相关概念如“公共利益”“公共权利”“公共自由”“公共安全”等几乎都是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驳为具有虚幻性、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似乎就是他们对“公共性”进行批判的标志性口号。据此分析，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是内在冲突的，在以斗争、批判、对抗、剥削、革命等为主要话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是难以被合理安置的。上述疑问看似“合理”，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误读。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直接阐述一套有关“公共性”的理论体系，但是从他们对待“公共性”的真实态度来看，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与之不仅不冲突，反而内在统一。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文本可以发现，他们“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批判‘公共性’，以观念为载体、缺少辩证维度并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的‘公共性’才是马克思真正批判的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法思想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绝对意义上的公共性是虚幻的，但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是存在的；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观来看，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公共性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从逻辑上讲，既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类社会公共性水平是不断提升的，那么则表明他们是承认公共性存在的，尽管它并不完满。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来看，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体性批判的现实指向不是所谓的“主体性的黄昏”，而是人的主体性发展和共同体的公共性提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与资本主体性之间、真正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之间是颠倒的关系，后者的衰落也就意味着前者的增强。可见，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并不冲突，其对单一主体性逻辑和抽象整体性逻辑的扬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完全一致。

最后，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内在一致，即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构成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重要思想渊源。我们在强调这一事实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一样，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也不是从西方文化中抄过来了，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同样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汲取养分，同样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但是为何无法开创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呢？其中，苏联式现代化道路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难以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23]中寻找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与之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构成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重要出场条件。开放包容的大同思想、一以贯之的和平主张、求同存异的集体观念、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道义为先的价值取向，这些都表明一个事实：公共性逻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内在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承载公共性基因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所开启的现代化道路必然是一条公共性的发展道路，所创造的时代精神必然是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

三、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意义，还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即“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方面同样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从理论上看，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当代出场，决定性地意味着长期以来始终在时代精神舞台上争论不休的哲学论题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得到了根本性解决，决定性地意味着长期以来始终在全球文明领域颐指气使、输出不断的西方中心论哲学话语得到了根本性扬弃，决定性地意味着人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式创造了一种面向新时代的新哲学形态。这种新哲学形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不仅是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自资本开启现代性世界历史以来，崇尚主体性与理性、科学与知识的现代主义日益占领时代精神的制高点，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范式。康德在讨论启蒙问题时所提出的口号——“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与“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现代主义的哲学宣言。“现代化”这一概念就是诞生于现代主义思潮之中的，虽然我们今天一般都将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欧式现代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生产效率的巨幅提升、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全球交往的日益密切，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张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成功，受到人们的认可与信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样是在上述过程中，诸多现代性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危机和后果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里，我们不必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进行全景式介绍，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生产方式层面厘清二者之争的现实根源。事实上，现代主义是传统工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表征，服务于单一化、规模化的大工业资本的增殖方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传统工业资本向新型工业资本或后工业资本转换以及单一化、规模化的增殖方式向差异化、多元化的增殖方式转换的意识形态表征。基于生产方式层面的差异，在对待主体性的态度上，前者必然肯定与坚守，后者则必然否定与消解。前文提到，现代主义所崇尚的主体性并不是现实的个人的主体性，而是资本的主体性，基于此，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主义时，其理论矛盾不应当指向人的主体性，而应当指向资本的主体性，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未如此。不难发现，如果批判的理论矛头指向资本主体性，那么得到的结论就不会是所谓的“主体性的黄昏”，而应当是现实的人的主体性提升和人群共同体的公共性发展。毫无疑问，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点，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了如下重大理论事实：在人类思想史上，哲学核心范式的演进方向决不是所谓的“从主体性到后主体性”，而是“从主体性到公共性”。这同时也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虽然严厉批判传统工业资本的生产方式，但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囿于时代间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机会与后现代主义进行对话，没有机会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中国共产党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以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系统指证出后现代主义者“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对象。

由于现代主义是以起源于西欧的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也就是西欧式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表征，遵循着“东方从属于西方”[28]的西方中心论逻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触及资本逻辑这一根本，或者说，“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因而它也是西方中心论的隐秘维护者。与之相反，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是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在深刻解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准确指明时代精神的演进方向的同时，也就在根本意义上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哲学话语，开创了兼容并蓄、文明互鉴、开放包容、面向全人类的新哲学形态。“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的这一表述，鲜明道出了这种新哲学形态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立场。

从实践上看，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之于人类新文明发展的重大意义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在中国的成功实践，重塑了全球文明的格局与版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得占全球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国家消除绝对贫困并实现全面小康，为全球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历史壮举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历史性突破本身即加速了全球文明的东升西降、趋向平衡的进程，深刻改变了全球文明的格局与版图。

其二，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积极影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长期以来，西欧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被视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最佳方案，尤其是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失败后，该道路更是被奉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当年，马克思曾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将其痛斥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但是受特定时代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并没有详细分析与研究不同于西欧模式的其他现代化道路。今天，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则以严密的理论和鲜活的实践彻底澄清了这一问题，即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欧式现代化道路并不呈现出所谓的“铁的必然性”，西欧文明也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类型，与之相反，“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其三，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揭示了“百年变局”的公共性转向，深刻昭示着世界历史驶向和平主义轨道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近代以来，霍布斯、黑格尔等一大批思想家始终认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依然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而，短暂的和平只不过是民族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主体性的暂时平衡与均势，从长远来看，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上述观点不仅是西方理论界关于全球体系和世界格局的主流观点，在实践中也长期被一些政治家贯彻利用，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之名来阻止其他国家的和平崛起。事实上，这种理论观点是建立在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欧式现代化道路基础之上的，即必须以牺牲他者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种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是人类尚未解决全球发展条件有限性与各个国家发展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的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已经迈入了新全球化时代，上述矛盾已经被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所缓解与克服，“非物质劳动”的兴起、生产资料利用率的大幅提高、网络虚拟空间的大量使用等诸多事实均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主体间对立冲突的“零和博弈”思维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已经过时了，以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为哲学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也就成为了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将开启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新文明类型，决定性地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和平发展前景。关于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这一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借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的表述就是，“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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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21年第5期

责任编辑：思想先声编辑部